图：今年8月20日，香港青少年国情研学活动走进陇南市宕昌县哈达铺镇，在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馆内展示的一张张当年的《大公报》吸引了香港学子。\大公报记者郭涛摄

　　今日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3周年。1931年9月18日夜10时许，日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炮轰北大营。“九一八事变”是民族屈辱的记忆，更是全民族十四年浴血抗战发端。

　　十四年抗战、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国领袖、百年老报……如果要给这些历史事件与人物，寻找一个共同交集点的话，就要回到1935年9月的甘肃哈达铺。在这个山区小镇上，毛泽东等人根据《大公报》的相关报道，作出了“到陕北去”的战略决策，使红军主力实现了从江西到西北的战略大转移，书写了“一张报纸定乾坤”的传奇。陕北，成为长征的落脚点，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东进抗日的新起点，改写了中国历史。

　　进驻哈达铺 发现《大公报》

　　在抗战史和大公报报史上，9月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特殊月份。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公报于19日独家刊发《最后消息》，向世人揭露了这一重大事变，20日又刊登了胡政之对张学良的专访。1945年9月20日，抗战胜利后不久，毛泽东又在重庆谈判期间亲临大公报馆，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题词。

　　而在14年浴血奋战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得益于另一个发生在9月的重大转折，并且同样与大公报密不可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在9月20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表达了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坚定立场。1934年7月，粟裕等人率领红七军团作为先遣队北上抗日。当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北上抗日”成为长征的一面鲜明旗帜。

　　1935年9月17日，经历重重困难的红军，攻克甘南天险腊子口。次日，先头部队挺进岷山脚下的小镇哈达铺。这一天，正是“九一八事变”四周年。随后，中央红军主力陆续抵达。在这里，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得到了难得的休整与给养补充。不过，萦绕在红军领导人心头的，是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此前9月12日俄界会议形成的意见是，“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俄界会议还准备将红一方面军主力等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可见，当时毛泽东等人尚不清楚陕北已经有了一块稳固的成规模的根据地。

　　66年后的2001年6月，国务院公布哈达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明确指出：“哈达铺是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命运的重要决策地”，“红军北上的里程碑”。而这一“决定命运”和“里程碑”的原因，就源自在哈达铺找到的一批报纸，包括《大公报》《晋阳日报》《山西日报》《中央日报》等。

　　《大公报》详尽报道陕北情势

　　彭德怀元帅后来在《彭德怀自述》中回忆：“在哈达铺约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毛泽东等人正是从报上得知了陕北红军的确切消息，决定调整俄界会议的部署，做出了“到陕北去”的重大决策。

　　究竟是哪份报纸为中共中央提供了决策依据?1987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上整理发表了一篇珍贵文献，那就是1935年9月张闻天在哈达铺写的“读报笔记”─《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在中共中央“负总责”，主持日常工作;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负责军事指挥工作。张闻天十分擅长调查研究工作。在这篇“读报笔记”中，他摘录了1935年7月7日、23日、29日、31日和8月1日的《大公报》社评、新闻报道中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譬如：

　　“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馀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7月23日)

　　“关于农村赤化问题，陕北确甚于陕南……陕北则有广大之区域，与较久之根据地故也。”(7月29日)

　　“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则说：‘盘踞陕北者为红军二十六军，其确实人数究有若干，现无从统计，但其枪有万馀。(8月1日)

　　大公报也报道了山西军阀阎锡山对于陕西、山西两省局势的看法：“邻省既有赤化的武力，影响于共产党之气焰甚大……若陕乱长久不平，山西自身之危险即不堪设想矣。”(7月31日)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曾任中央纪委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后来回忆：“红军长征到达甘肃的哈达铺，在当地邮局得到不少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翻阅这些报纸……现在得知陕北有一块红军的根据地，很自然决定到陕北落脚。”

　　1996年，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马文瑞、贺晋年、王世泰、吴岱峰等4位陕西籍革命家的联合署名文章，也明确指出：“毛主席在甘肃哈达铺缴获敌人的天津《大公报》上得知：‘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万，编为赤卫军者二十万’，‘匪军长刘志丹辖三师，枪有万余’。这些已经过时的消息，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重视，他还多次找参加长征的原陕西地下党省委委员贾拓夫询问陕北的情况。”

　　1935年9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报告时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9月27日，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参加，作出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甘苏区南大门吴起镇。22日在此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决策，宣告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

　　1936年10月，另外两支队伍即红二、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大会师，标志着长征的完全胜利。从此，红军主力实现了从江西到西北的战略大转移，为直接开赴抗日前线奠定了基础。

　　贺平型关大捷 毛主席特意提到大公报祝捷电

　　1937年9月18日，正是“九一八事变”六周年之际，《大公报》汉口版正式创刊。这是大公报抗战期间“六迁其馆”的第三站。这一天的报纸上，大公报罕见地刊登了“双社评”，题目分别是《本报在汉出版的声明》、《九一八纪念日论抗战前途》。

　　前者向读者交代了创办汉口版的理由，随着1937年的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后平津沦陷、上海战起，《大公报》津版停刊，沪版岌岌可危，“义不受辱”的大公报决定开辟新阵地，“要尽可能搜集战地确讯，并加以正当的批评观察。要尽可能集中全国各界权威的救国高见，同时我们自己要对于外交、政治、经济等不断的贡献意见，以求裨益于全国持久抗战的前途。”

　　后一篇则号召全体军民同仇敌忾，抗战到底。文章充分肯定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热情：“新编第八路的朱德彭德怀各军长的部队，也完全在同一的精神与信念之下，为祖国效死。”

　　而就在这个九一八前夕，刚刚由工农红军改组而成的八路军，在1937年9月15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进抵抗日前沿。9月25日，林彪率八路军115师，在山西平型关重创日军精锐的“阪垣师团”，打破了其不可战胜的神话。全国各地向八路军致敬、慰问的电报、信函多如雪片。1937年10月1日，毛泽东致电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向他们通报平型关大捷的相关情况时特别提到：“我们捷报发至全国，连日各省祝捷电甚多，其中有蒋介石、杨虎臣(城)、马鸿逵、范长江、龙云、孙蔚如，上海大公报、上海职业救国会……”将大公报列在了社会团体的第一位。

　　而追根溯源，八路军在1937年9月东进抗日，正是源自1935年9月哈达铺作出的“到陕北去”的历史性决策。在哈达铺的决策中，大公报所载的有关陕西、山西的详细报道发挥不可替代特殊作用，成为大公报“笔录历史，文章报国”的真实写照与不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