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肖云儒

　　我十分赞赏香港新闻联张国良会长在纪念金庸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研讨会上提出的，在香港建立金庸纪念馆、纪念园，或金庸文化文化中心、金庸文化综合体的建议，这是一个极好的建议，可行而又适时。

　　金庸人生和写作的主舞台在香港，香港责无旁贷应该成为向世人全景展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金庸的首选之地、首善之区。金庸具有世界影响力，在全球华人地区更是深入人心，香港打金庸牌，就是打全球华人牌、打世界牌。它会进一步提升金庸先生的全球知名度，也会进一步提升香港的全球美誉度。它会让世界更新、更深地认识金庸的文化精粹，也会让世界更新更深地认识香港文化的别一种价值。

　　为什么？因为金庸先生的武侠作品，既充分故事化、动作化、情节化、情景化，又具有充分的精神特色、思考特色、理想特色。他作品的精神核心，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他布设的各类故事的内里，都涌动着这种“为国为民”的精神主旨，也都激荡着引导广大读者投身到“为国为民”实践中去的精神指向。

　　每一个民族古往今来都需要自己优秀精神的符号化追求，形成自己的精神胎记，精神Logo。这种精神Logo，有时是思辩的，如西方的苏格拉底和东方的孔孟、夸父，更多的时候，大众需要有通俗的、民间的、家常的，更适合民间传播、百姓效仿的精神胎记，如西方的唐吉柯德和东方的嫦娥奔月。

　　有时候，民间化的、民俗化的、亲情化的故事和人物会比英雄史诗、庙堂演义更富有生命力。在民间记忆中，同属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里的草莽英雄，就比《封神演义》里的庙堂形象更深入人心，更有鲜活的生命。在同一部著作如《三国演义》中，也能看出这样的现象。那就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这些民间生活色彩更为强烈的篇章，比起入蜀称帝之后进入庙堂圣殿的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有着更鲜活的性格，在民间流传的广度和深度都远高于曹操、董卓、王允等庙堂人物。

　　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探寻金庸，就能感觉到他的作品远远走出了剑侠武打故事，而深刻地嵌入了民族精神的层次。所有那些起伏跌宕的打斗，无不在深处显示出民族精神炫美的光彩。金庸写武侠小说常常具象和寓象相结合，具体的武侠故事后面是寓言，寓指民族精神和人格力量，以剑侠故事引向国之大者。

　　在数字化的、AI的新时段，人们对于自己精神Logo的情景化、实体化、生命化要求，已经因为有了科技和物质条件，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实现。人们不仅希望把这些理想中的人物在自己的想像中情景化，而且希望在实体层面，在可视、可感和可以借助实体体验存入记忆的层面，把这些蕴涵着民族精神和民族喜好的故事，可见闻、可触摸、可感觉地矗立在大地上，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关于金庸文化综合体的建设，我也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我们应该跳出传统文化馆、展览馆的思路，发挥现代科技提供的可能性，尽可能拓展、创新。我建议纪念馆可以分设几大部分 ——

　　一是收藏、展出、研究部分。收集、整理，研究金庸的生平和他的创作，汇总他人生的总样貌以及出版情况，评价社会传播和社会评价情况，编刊、出书。

　　二是金庸作品在多种艺术门类、社会文化形态中延伸、拓展部分。展示以他的作品和生平为蓝本的电影、电视剧、电视片；美术和雕塑作品；音乐光盘；原声录音和短视频等等所构成的丰富的文化现象。

　　三是探索逐步实现Al智能和数字化情景再现，实态和拟态相结合，双渠道展现金庸的人生、创作场景，开辟观众与金庸及金庸笔下拟态人物跨时空的智能对话、交流交友。

　　四是以金庸文化综合体为基地，成立“金迷”文学社团，出版刊物，开建网络公号，在华人世界和全球开展“金迷”会员的组织联络工作，举办“我与金庸”主题征文，组织各类研讨交流活动。

　　作者为陕西省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