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义，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会见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一行时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对于面临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的香港来说，同样要识变、应变、求变，通过改革实现更好发展。希望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深入理解和领会三中全会精神，把握机遇、锐意改革，主动作为，加快推进香港由治及兴。”

　　近日来，香港社会出现了大量响应三中全会精神和夏宝龙主任对香港提出指导意见的声音。这些声音均认同香港应该改革求变来应对香港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而需要推动和实行改革的主体不单是香港特区政府，也包括香港社会各界。在这些声音的背后是对香港当前形势和未来发展的焦虑和不安，但同时也带有对香港特区政府的鼓励、诉求和期许。

　　毕竟，在中央的拨乱反正后，香港得到了回归以来难得的政治稳定、管治畅顺、行政立法关系和谐，和良好的中央与特区关系，让香港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去认真彻底处理那些长期累积和不断叠加的发展、经济和民生痼疾。在新的政治格局和中央的鼎力支持和指导下，中央和香港居民理所当然地期望香港特区政府能够奋发有为，通过积极、进取、创新和大胆的施政为香港的发展开创新局面，同时彰显“爱国者治港”的优越性。今天，特区政府再也不能把管治失效和发展迟缓归咎于反中乱港分子的干扰和破坏。可是，环球经济低迷、内地经济增长放缓、逆全球化、美西方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肆虐、美西方不断打压香港、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状况恶化、经济情况欠佳导致利益争夺更趋激烈等因素，却让香港所面对的挑战更为复杂和棘手。

　　守正创新应对结构性问题

　　毫无疑问，特区政府如何回应中央和香港社会各界对它的期望和要求是特区政府当前面临的最大考验。然而，据我所知，社会上有些人对“改革”一词却怀有抵触情绪，甚至产生恐惧。他们觉得对特区政府提出“改革”的呼声是一种对特区政府工作表现的不满。一些人相信香港目前面对的困难只是短暂现象，如果“药石乱投”，情况将会更糟。部分人担心“改革”意味着香港的制度和政策要作出翻天覆地的改变，甚至会让香港的资本主义体制变质。部分人又以为要求“改革”是要彻底改变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上的角色，从而让香港走向“社会主义化”。更关键的是，很多人不知道应该如何“改革”、担心“改革”的后果和对自己能够成为成功的“改革者”缺乏信心和经验。

　　在我看来，香港正面对着大量形成已久并愈趋严重的发展、经济和民生问题，包括经济增长放缓、产业根基狭隘、传统产业竞争力下降、新兴产业仍在起步阶段、税基狭窄、人口老化、人才供应不足、土地房屋短缺、医疗服务不胜负荷、贫穷和贫富悬殊问题严峻、营商环境亟待提升、年轻人上流机会难以满足需求等。

　　新一届特区政府上任以来，的确兢兢业业地针对那些问题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是，由于那些问题属于日积月累的结构性的问题，不是一时三刻便可以解决，这便要求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齐心协力，认真和持之以恒地以改革和创新妥善应对，此中特区政府的强大、果断和睿智领导至为关键。

　　最近以来，香港和内地不少有心人纷纷提出香港应该如何改革的意见和建议，触及面颇为广泛，涵盖了政府的治理体系、公务员制度、法律法规、强化传统产业、培育新产业、扩大专业服务的类型、加强香港与内地合作、开拓香港的国际经济空间、公共房屋政策、土地政策、财政和税务政策、教育政策、人才政策、民生福利等范畴。重要的是，没有人建议香港在制度和政策上“推倒重来”。他们理解的改革是在“一国两制”下原来的基础上推进制度、政策和规则的改变。

　　所谓改革是指对现有制度和政策作大胆改进、进步、改良、创新和改善，从而贯彻“守正创新”的原则。内地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说的比较到位。他认为：“面对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香港需要的不是颠覆性的剧烈变革，而是基于现有优势与基础的改良型改革，以稳健的步伐迈向新的发展阶段。”他进而指出：“改良型改革则更加注重在现有框架内进行优化、调整和创新，以最少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效益。对于香港而言，这一路径选择尤为关键。”

　　然而，就算是实施“改良型改革”，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都难免要实现新的和更高的要求。

　　首先，两者都需要具备强烈的忧患感和使命感，承认目前和在可预见的将来香港在经济和民生上面对严峻的挑战，同时虚心相信不断改革创新才是出路，而政府与社会各界之间的忠诚合作必不可少。过去不少香港人那种“优越感”已经不合时宜，应该尽快以谦卑之心取代，虚心学习内地和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

　　第二，改革创新不能以零散和缺乏协调的政策和措施来推动。特区政府需要对改革创新工作进行顶层设计、全盘谋划、系统集成和统筹协调，确保政府各部门有效协同、相互助力、积极奋发地完成责任和任务，同时让有限资源用得其所。特区政府也必须对改革创新工作的成效不断进行评估、调整和改进，并对相关官员和公务员订立明确的分工和责任，并以此进行奖励和惩处。

　　第三，由于财政拮据、资源有限、人才不足和经验不多，特区政府需要小心细致地通过严谨研究和反复论证厘定改革创新项目的优先次序和缓急轻重，并制定和推行一系列能够相互配合的重大政策和措施。在过程中与香港、内地和海外的专家和有识之士紧密商量探讨。当前急务肯定是加快推动香港的经济增长、产业多元化、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间的协同发展。

　　所谓“发展是硬道理”不仅对内地，对香港也十分适用。毕竟，只有在快速发展下香港的社会民生的深层次矛盾才有必需的资源来应对。此中，如何强化目前在香港仍居主导地位的传统产业特别是金融、贸易、航运和专业服务应该是发展策略中的重中之重，而改革创新的目的是要加强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它们在内地和海外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及拓宽它们的产品类型、素质和科技内涵。当然，新兴产业包括创科产业、创意产业、绿色产业、教育产业、医疗产业、检测及认证产业等都应该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不过相对于传统产业这些新兴产业在可预见的将来对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都难以媲美传统产业。

　　为了推进发展，特区政府的财政、金融、科技、人才、贸易、工业、环保、劳工、公职人员招聘、教育、土地、房屋等政策都必须朝着共同的政策目标相互紧密配合。从内地和海外招揽大量人才加入政府和企业更非常必要。

　　第四，既然改革创新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和任务，在考虑到毕竟从比较角度看特区政府仍然是职能和资源“较少”的政府，在从事重大的改革创新工作时，特区政府必须与不同的社会界别、产业、行业、企业和专业合作，争取它们对特区政府的发展策略和重大改革创新政策的支持和配合，希望产生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的高素质协作，让香港的发展能够提速进行。

　　为此，一些原有的联系政府与产业、行业、企业和专业机制的职能需要扩大、强化和进一步制度化。按照发展政策的需要，也可以设立一些新的机制。

　　同心协力破除“利益藩篱”

　　第五，为数众多的法定机构、咨询组织和民间机构应该更有机地整合到特区政府的发展策略和改革创新的政策之内，从而促进政府与政府以外的机构和团体之间的协同效应，为香港的改革和发展注入更大和更持久的动力。

　　第六，特区政府的改革创新能否取得成效，与香港能否加快和更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密切关系。在这个至关紧要的过程中，中央的支持和指导非常必要。具体来说，更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更大力推进香港与深圳的合作，特别在创科领域是必然和不容抗拒的选择。

　　最后，在制定改革创新和策略和选定相关的重大政策后，特区政府需要连同各界精英在香港市民中广泛宣传和推广，争取他们的认同和支持，并期望借此在社会上燃点希望、振奋人心和鼓动干劲。在政府与群众同心协力下，所谓阻挠改革创新的“利益藩篱”也就可以较容易被破除。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