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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论事/香港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变革?\黄复观

2024-08-14 05:02:03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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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开启了国家新一轮改革发展的时代大幕。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对于面临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的香港来说,同样要识变、应变、求变,通过改革实现更好发展。推进改革,香港社会具有较高的共识;如何改革,社会则意见纷纭。笔者认为,改革是一个系统性、持续性、制度性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香港迫切需要形成一个高度的社会改革共识,从制度的顶层设计、政府的管治理念、执行的程序要求,进行深刻的改变。当这一“架构”搭建好后,未来制定或推进一系列政策,也就水到渠成。

  第一,顶层设计上,切合时代潮流。

  提高发展水平,首要形成一套有效的制度。香港回归之后,一直沿袭港英时代的做法,2002年特区政府推出的高官问责制,可以视作是第一次作出制度性改革。自此之后,受制于各种内外因素,尤其是在外国势力的干扰破坏之下,香港的制度改革被异化成“政制改革”,完全走偏了路向,衍生出一系列的乱象。以至于20多年来,香港一直缺乏系统性的制度变革。所幸经过中央的一套组合拳之下,如今重回发展正轨,香港也因此能有空间去思考相关问题。

  香港目前需要推进制度性改革,尤其在于特区政府的治理架构上。当今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不断从纵深演变,香港面临的形势早已不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形势:从外部形势而言,美西方的政治打压不断增强、不断变化,香港的“国际空间”不断收窄;从内部情况而言,传统产业已面临颠覆性危险,传统优势面临后继无力的挑战;从社会结构而言,人口老化、青年发展等问题不断叠加;从竞争能力而言,既面临内地城市的压力,更面临外国地区的挑战。这些都是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如果不改革,仍然按目前的架构推进,而不可能真正改变香港所面临的被动局面,更别说实现突破。

  因此,有需要从制度性的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不仅仅只是涉及政府政策局的整合或改组,更涉及管治体系、社会运作的架构等变革。举例而言,三中全会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是香港的命脉,同时也是香港的“命门”,香港需要一套“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顶层设计”,以有效提升金融发展的水平成效、把握在国际上的金融话语权、为金融危机“备战”。

  第二,管治理念上,跟上发展需要。

  谈到香港的管治理念,很多人很容易想到的是“小政府、大市场”,并对此作出批评。这种观点并没有错,但并不全面。香港要作出的改革,不仅仅是换一个名词、换一个说法,关键是要建立一套在“一国两制”之下,具有香港发展特色的管理思维、管治理念、管治策略,真正能有利发展、聚焦应变、强化动能。

  以发展创科为例,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对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作出了系统部署。例如,针对顶尖科技人才不足、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供需不匹配的问题,强调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针对原始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强调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针对科技创新组织化协同化程度不高、资源分散重复的问题,强调改进科技计划管理,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针对高质量科技供给不足的问题,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

  香港管治理念的变革,关键在于要体现格局、作为。格局是要有国家发展的大格局,而不能只是香港自身发展为主;作为是要有以民为中心,开创局面、创新发展的意识。

  同样以《决定》为参照,在促进创科发展上,香港在革新管治理念的基础上,可以做的有很多。例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抓住支撑产业链、企业主体地位、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等重点环节,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制度政策体系。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实施更加积极、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等等。

  第三,执行层面上,强化主观能动。

  香港特区政府向来以廉洁高效闻名于世,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一些形式主义、程序至上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新一届特区政府上任后,在坚定维护“一国两制”的基础上,作出了不少的改变,成效显著。但要从制度上强化执行层面上长期被诟病的问题,仍然需要不断努力,尤其需要有“破”和“立”的变革。

  所谓“破”,就是要打破对港英时代执行政策的流程与方式的依赖。事实上,既要保障中长远利益,也要确保短期成效。不能以所谓的“政策原则”否定对政策执行成效的要求。所谓“立”,就是要建立一套能适应香港当前及未来发展需要的落实、推进与督导机制。

  举例而言,香港社会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香港与内地经济愈来愈紧密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样就等同放弃香港长久以来作为区域经济发展龙头的地位,应验了香港“被边缘化”的说法;而香港早前被形容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更成为这些人批评香港经济发展走错路的借口。这种思维不仅存在于社会上,也存在于特区政府公务员身上。以至于,对于推进大湾区发展,往往被动式应对,当缺乏必要的指导理念、推进机制,也难以见实效。

  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曾指出:“希望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深入理解和领会三中全会精神,把握机遇,锐意改革,主动作为,加快推进香港由治及兴。”锐意改革,不是走过场,更不是形式,需要以问题为导向、以制度为手段、以发展为目标的改革工程。笔者相信,在坚定“一国两制”、坚定维护香港国际化特色的基础上,香港改革必将迎来更光明的未来。

  智库政策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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