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投资在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海外直接投资（2019年及2022年）。

　　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第26段就论述到“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诚然，吸引外资一定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策略之一。近年中国吸引外资的情况如何？我们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实事求是，才能制订有效的策略和管理体制。

　　踏入21世纪至今，全球经济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今日最大的十个发展中经济体，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只占全球生产总值约12%，但在30多年后的今天，已占约三分之一。传统的发达国家，其在国际事务的垄断性话语权正慢慢下降，全球正向着多元、更平等多维度发展。

　　国际资本的跨境投资，是透过多形式和渠道进行的，包括股票和债券、收购合并、银行贷款、海外企业直接投资等。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后者最为重要，因可为本国带来新的资金、技术、人才、就业、管理、市场等，这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努力争取的合作对象。

　　事实上，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方面，自2008年金融风暴后，至今仍未全面恢复；而在外资企业直接对华投资方面，则自特朗普向中国发动贸易战后，对华投资风险因而上升，跌势就更明显。根据一份由国际货币基金会在2023年完成的报告，指出全球跨境企业直接投资在2000年代占全球生产总值的3.3%，下降至2018年至2022年间的1.3%。

　　助力国家发展高端服务业

　　在海外直接投资方面，西方国家“政治立场先行”已是清楚的事实。美国及其盟友已捆绑在一起，资金只在它们间流动。该报告再指出在战略性产业方面，到中国的直接投资下跌超过50%；到欧洲及亚洲的投资一样跌，但跌幅少得多。特别在晶片方面，到中国的直接投资也明显下跌，但到美洲和亚洲其他地方，则大幅上升。

　　根据国家商务部在2023年公布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报告，2022年在中国新成立的海外企业约三万九千家，数量比2021年下降19.2%；其落实投资金额达1891亿美元，比2021年增加4.5%。这相对2019年总投资金额，上升34%。这项统计数字只包括了当年在中国新成立外资企业的直接投资，那些已在中国经营的外资企业，当年如果增加或撤减投资，并没有包括在内。

　　这些投资数字虽然略有上升，但有两点是必须关注的。首先，数字显示欧美国家到中国的直接投资比例已大幅下降。例如，美国在2019年到中国的直接投资，占其全球的海外直接总投资是13.3%，至2022年只占0.1%；英国亦由7.7%，下降一样至0.1%；韩国亦由15.6%，下降至9.5%。再者，内地现在更依赖香港作为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地，占总额72.6%。香港的贡献越重要，当然可喜可贺；但过度集中，未必一定是好事。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方针之下，提高新质生产力是必然的发展方向；我们需关注进入中国外资企业的高技术内涵。根据商务部的报告，在2022年，外资新企业投资在高技术产业金额的比例为36.1%，比2019年上升8.3个百分点；增幅全部来自高技术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则维持在约9.5%（见表）。

　　高端服务业是国家发展的大方向，这正是香港的强项。香港的高端服务业，包括金融、专业服务、基建营运、教育、医疗、环保、物流等，到内地投资是非常庞大和多元的。特别在大湾区内地城市方面，例如在蛇口和盐田的货柜码头、大亚湾核电厂、东莞的“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香港机场与珠海机场的合作、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广州的各国际金融机构后勤服务中心等，这都是香港企业和机构多年在内地投资及经营的成果。香港成熟的市场经济可以承托整个大湾区的发展，以及加强对国家持续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贡献。

　　发挥联通内外重要作用

　　国际投资资金的流动，近年已发生巨大变化。香港作为内地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地，资金无论来自本地的香港企业，或是香港作为不同来源海外资金的中间联系人，甚至担当内地企业资金的旋转门，其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情况甚为复杂，有关部门或需详细分析这些不同背景，来自香港的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更清楚评估它们对国家发展的贡献；另一方面，当执行三中全会《决定》“深化外资管理机制改革”时，能有更好的基础作依据。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所荣誉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