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昨日三读通过《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强制社工、教师及医护等25类专业人士必须举报严重虐儿个案，否则须负上刑责，阻止举报、披露举报人身份亦属刑事罪行。这意味着未来将有逾10万指明专业人士与政府一起守护儿童，为儿童筑起更好的保护网。当然，强制举报并非万应灵丹，如何从源头上减少虐儿问题，并避免好心做坏事，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根据社署纪录，在2020年前，本港新登记的保护儿童个案徘徊在年均700宗左右。其后三年个案增加，2023年达1457宗，创历史新高，其中不乏儿童受伤乃至死亡个案。特别是2022年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童乐居爆发虐儿大案，涉及30多名儿童，震动全港。最终有34名职员被捕，其中21人已被判囚。舆论要求特区政府落实强制举报机制，让政府部门尽早介入，避免问题恶化。

　　特区政府从善如流。前年8月，政府建议修订《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建立强制举报怀疑儿童受虐个案的机制。昨日条例草案在立法会三读时，激辩7小时，但最终并非获全票通过，可见有关条例仍然有一定的争议。

　　争议之一，是违例者可被判刑3个月及罚款5万元是否具有足够阻吓力。有议员建议判囚提高至1年，但政府及多数议员认为若提高罚则，可能导致受规管人士因担心触犯条例而滥用举报机制，将意外受伤当成虐儿个案，导致有关部门的工作量大增，而真正需要关心的个案却可能被忽略，造成好心办坏事。

　　争议之二，是受规管的25类专业人士中，不少人担心误堕法网。有些界别有中医、药剂师等，受限于工作性质，与受虐儿童接触不多，未必知道其实际情况，举报有困难。也有人指出，保护儿童是全社会的责任，邻居、街坊是否也有举报之责？

　　最大的争议，是强制举报会否违背受虐者的意愿，产生反效果？众所周知，虐儿是一个复杂的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不同类型，如身体虐待、心理虐待、性侵犯、疏忽照顾等，这与儿童的性别与年龄有关，处理个案需要不同的判断能力以及不同的介入方式，首先是取得受害人的信任。但在强制举报下，受规管人员实际上扮演着警察的角色，不管怀疑受害者意愿如何，强行举报，由行政权力介入，有可能引发受害者的反感，并恶化其家庭关系，因此产生自责及心理创伤。再说，若受害者担心被举报，可能更加不愿意倾诉，造成隐藏个案。

　　这类担心并非多余。联合国早在2006年就建议所有缔约国强制举报暴力侵害儿童的个案，目前有70个国家及地区通过相关立法。然而，尽管有关地区的举报个案激增，却并不代表儿童因此受到更好的保护。譬如加拿大的相关分析显示，强制举报在实际运作上存在困难，包括影响举报者与服务使用者的关系，影响受害者与家庭的关系，进而影响到专业人员对举报机制的信心。

　　其他地方碰到的问题，在香港也可能会出现。好在香港在立法过程中已参考其他地区的经验，并作充分咨询。立法内容包括举报指南，讲明在什么情况下举报、如何举报，并设有豁免条款，这有助打消受规管人士的担忧。有关条例实施亦设有18个月的缓冲期，可作进一步的政策解释及相关培训，对举报个案可能增加有足够的应对能力，做好各项配套工作，提升条例的可行性。

　　但不管怎么说，强制举报只是事后措施。对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来说，焦点应放在预防方面。全面检讨保护儿童政策，合理分配资源，从源头上减少虐儿现象，这是保护儿童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