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23年中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14.2%，连续七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图为比亚迪电动车（EV）正在装载到“比亚迪探索者一号”滚装运输车上准备出口。

　　从世界经济格局来看，发展中国家处于一个增长的向上时期。但从具体形势分析，不少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形势却更加严峻，发展中国家要摆脱增长困境，亟待稳定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和国内政局，当务之急是启动改革进程，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防止经济持续下滑带来的社会与政治问题。

　　以中国等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成功推动国家转型，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一方面是切中了经济改革的“要害”，破解了产业转型的“瓶颈”，加快建立更高水平的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竞争中发挥后发优势和比较竞争优势，从而实现“政局稳定—经济增长—深化改革”的良性循环，拓展外部增长空间。

　　经济结构亟待转型

　　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表现在其依赖于资源、能源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在高度全球化的发展阶段，低附加值和产业链底端带来的价值必然损耗大量的资源、人力和市场。诸如东南亚诸国、巴西、南非、土耳其等国家不具备庞大的内需市场，劳动力人口更是处于低增速，无法支撑未来向更高阶段发展的资源和禀赋。

　　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滑趋势，一方面是传统的制造业萎缩，制造业在经济结构的占比下降，另一方面的新型制造业发展滞后，科技创新乏善可陈。早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例如新加坡、韩国等，在后期转向科技创新领域，得以率先迈入高收入阶段，而大量发展中国家遭遇经济结构性困境后，其脆弱性将充分暴露。

　　全球化分工和廉价的国际融资使发展中国家快速获益，却未能及时推进或选择了错误的改革。拉美国家在20世纪石油危机爆发后，受到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的影响，迫于结构性矛盾压力，错误地选择了进口替代模式和“举债增长”的战略，导致债务加剧，经济岌岌可危。

　　除了内部结构，外部因素也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冲击。贸易摩擦和“关税战”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外部投资环境恶化。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预计，流入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估计将下降12%。加上国内政局不稳定，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甚至出现“逆行”现象。

　　劳动生产率低是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转型迟缓的根本原因。相比城镇化率超过70%的发达国家，多数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也拉开三倍左右的差距。

　　而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使得债务负担不可持续。据国际金融研究所（IIF）数据，截至2023年底，新兴市场债务规模已攀升至104.6万亿美元，较2022年增长7.1%，占全球总债务比重由2022年的32.8%上升至33.4%。在此背景下，需要警惕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目前新兴市场有约2370亿美元的外债面临违约风险。

　　此外，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风险也在持续上升，如何破解经济转型困境并融入“再全球化”面临重大考验。中国的经济转型经验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成功样本，即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巩固国内超大市场；另一方面推动国际国内循环相互促进，积极拓展外部市场。2023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82.5%、28.9%。同时，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先进科技投资增长加速度，加快构建“消费内需增长（扩大内需）+科技创新升级（培育新动能）”的新格局。

　　金融风险不可不查

　　在汇率制度选择上，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三元悖论”，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会使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挑战，必须面临国际游资的攻击风险，而选择浮动汇率制度又会导致淨外币资产和负债的不稳定。

　　一些发展中国家以美元进行借贷和投资，采取软钉住美元的政策，防止本币过度波动或贬值，但这也使其陷入了高储蓄两难。持续盯住美元，一旦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荡或者恶化，就会出现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和资金流出的状况，而这种贬值的背后往往是财富重新分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国际收支失衡和外债持续扩张是制约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关键，其中的主因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不发达，以及金融政策的失误，包括过于激进的银行自由化和放松汇率管制。此外，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盈余和贸易顺差带来了丰富的外汇储备，是面对强势美元动荡的强心针。反观拥有庞大经常项目赤字的土耳其和阿根廷在面对美联储加息收紧货币政策时出现汇率大幅贬值、股市大幅波动。统计显示，阿根廷比索是2023年全球贬值最严重的货币之一，按美元计算的累计贬值幅度达到78%。

　　选择金融开放的时机非常重要，在不确定性因素剧增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政策可能并不十分有效。1980年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压力下迅速开启金融自由化，结果出现了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被迫宣布允许卢布自由浮动，卢比兑美元汇率大幅贬值，导致俄罗斯迅速陷入债务危机。2002年，阿根廷宣布放弃货币局制度，阿根廷比索下跌70%。历史经验表明，金融自由化的成本很高，在风险管理成熟度不高的情况下，必须逐步实行自由化进程才能够避免陷入金融殖民主义。由于受制于美元外债占比过高等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可能继续承压，陷入“滚雪球”的长期债务困境。

　　谨慎面对外部挑战

　　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寻找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难度颇高，却是“正确而难”的事。中国已然找到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断提高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效益。

　　据统计，2013-2022年中国累计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直接投资超过2400亿美元，2018-202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物贸易增至2.8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1%，目前的占比增至46.6%。虽然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推行“脱钩断链”政策，但仍难以替代中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2023年中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14.2%，连续七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但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身处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局势动荡的特殊时期，外部循环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以越南为例，2023年越南出口金额为3561.8亿美元，同比下降3.9%，虽创造巨额顺差，却是进口大幅下降的结果，呈现“衰退性顺差”的特征。

　　展望未来，发展中国家将处于经济增长困境与政治、社会结构变革并存的转型期，这种结构性矛盾短期内无法弥合，而且可能呈现出反复无常的局面。发展中国家寻求改革应尊重自身的历史与国情。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在推进经济改革和转型已经探索出成熟且独特的模式。一方面坚持改革不动摇，在不断总结经验基础上持续深化，具有较强的社会共识，另一方面坚持渐进性改革，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主要矛盾，循序渐进推动落实改革事项。当前，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旨在破解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和障碍，通过释放改革动力，焕发经济再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活力与信心。

　　面对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复杂局势，发展中国家要摆脱增长的困境，首先在于立足本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高宏观政策治理水平，审慎运用财政赤字和货币政策，提振国内投资和消费信心，增强内生性增长动能；其次在于把握好再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积极拓展外部市场，推动区域自由贸易，有序推进市场开放，广泛参与有利于本国、本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促进国际循环，降低世界经济下滑带来的不确定性预期。 （本文谨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