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面对复杂的内外环境，特区政府需要锐意改革，识变、应变和求变。

　　君子豹变，其文蔚也。香港特区政府应设立发展改革政策局，提升战略眼光，并透过发展数字贸易与跨境电商，鼓励贸易商提供具备附加值服务，加强国际贸易竞争力。此外，特区政府还可透过土地拍卖让利，协助地产商去库存，增加居屋供应，同时解决住房难及振兴经济。

　　7月23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会见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时，点出香港需要锐意改革，特区政府需要因应复杂的内外环境，识变、应变和求变。8月6日，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郑雁雄在座谈会上，向香港商界点出香港的当务之急，在于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拚经济、谋发展。

　　由此展示出中央对港的殷切期望：因应三中全会精神，敢于作出有效改革，应对内忧外患。而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持续推动双循环经济。

　　国际形势的变化令香港迫切需要改革。香港作为背靠祖国、联通西方的国际化城市，“一国两制”的安排使得香港可以发挥最大优势，成为双边重要的合作交流平台。香港不但推动西方企业投资中国，还因此在金融、贸易、航运、法律、会计等领域，获得许多发展机遇。但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形势为之逆转。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限制中国的技术发展与贸易，讨好未能适应产业转移的本国劳工阶层，转移国民对西方民主衰败与党争严重的注意力。在此过程中，香港深受其害，除却官员接连遭遇制裁，在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也未如理想。香港需要革新商业模式与治理模式，回应美国发动新冷战的挑战。

　　倡设发展改革政策局

　　首先，香港特区政府应增设发展改革政策局，提升战略眼光。与昔日太平盛世不同的是，香港特区政府眼下需要应对更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提升战略眼光，则可及早发现国际形势变动、趋吉避凶。落到实处，特区政府应扩大特首政策组，化为发展改革政策局。组织架构类似新加坡的政策策略署（Strategy Group）。日常工作包括：推测香港面对的宏观环境、模拟改革政策的社会阻力、地缘政治风险与综合治理效果，持续监察国际环境与社会治理状况的变动，及早做出总体规划，整合不同政府部门政策的关系，务求最为有效地发挥战略规划的整合作用。发展改革政策局可聘请外部人才，列为公务员团队其中一个职系，侧重分析香港在国际环境的应变，以及提升政策在社会治理的综合效果，加强政策的系统性与连贯性。整个职系从入门到首长级，都向社会公众开放，还可以聘请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外国人才，以达到知己知彼的效果。

　　香港特区政府借着战略眼光的提升，在地缘政治形势下谋求发展，包括双循环经济与人才战略。香港作为联通世界的国际化城市，特区政府须洞悉地缘政治风险，并针对性地发展跨国企业的总部经济，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协助内地与香港企业出海，管理好国际供应链，善用“一带一路”国家资源，进行间接贸易，绕过美国的贸易限制政策。乱世之下，特区政府更有能力辨别美国操纵的政治干预，分辨其政策影响的轻重缓急，进而做出有效的应对措施，确保经济得以发展，维持社会繁荣安定。

　　香港特区政府可透过积极发展大学及周边设施，鼓励大学提升其学术水平与声誉，增加其学术原创性，依托中国与香港的实际需要、经验及联系进行研究，增强毕业生大湾区发展机遇的关系，吸引跨国人才到香港就读、就业和创业，令香港的大学足以媲美美国的常春藤联盟大学，成为吸引人才的重要平台，成为香港发展的关键软实力。

　　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

　　其次，香港需要着眼提升国际贸易、特别是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的竞争力。香港货物贸易总值在2022年和2023年两年间分别录得7.9%及6.7%的下滑，反映出自身在国际贸易的竞争力有所下滑。究其根本，贸易企业面对两方面挑战：1）新冠疫情令消费者习惯网购，跨境电商方兴未艾，2023年全球电商销售额高达3.6万亿美元。有研究预计2024年将提升到3.9万亿美元，中国位居第一。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等地也在冒起，但香港许多贸易商未能跟上电商潮流。2）香港贸易商面临去中介化的外部压力。传统贸易商一般只是撮合买卖双方交易，没有参与在原材料采购、融资、品质管理、交货时间管理、重要零件的设计与生产等附加值环节，客户容易透过电商平台与生产商联系，贸易商的存在价值荡然无存。

　　故此，香港须透过发展数字贸易与跨境电商，鼓励贸易商提供具备附加值服务，加强国际贸易竞争力。特区政府应多管齐下，促进数字贸易与跨境电商的发展，完善海关跨境电商通关服务的系统功能，进一步简化流程、优化服务，协助香港贸易商转型为跨境电商。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也可针对香港注册的企业，为其出口到内地市场的需要，提供相应的出口信用保险服务，以及用保单作为抵押品申请出口融资，作为贸易商提供附加值的重要工具。

　　特区政府亦应资助香港贸易商进行零件设计和生产，并鼓励职业训练局及大学主动联络贸易商合作，安排适切课程培训其所需的人才，发展小规模生产的工厂，并积极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原材料和货源，加强品质管理的人才培训，进而令贸易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增强国际贸易竞争力，成为双循环经济的重要枢纽。

　　鼓励地产商兴建居屋

　　再次，香港需要解决住房难的民生问题，作为经济增长的后盾。香港人均收入位居全球前列，但只有新加坡人均居住面积的一半，也远低于上海、深圳等内地城市。香港连续14年成为全球楼价最难承担的城市，家庭不吃不喝16.7年才能置业，业主比例仅为51%。高楼价令大量市民的置业需求被排除出市场之外，足见这是潜在的经济增长点。

　　而香港并不缺乏解决住屋难问题的资源，整体陆地面积约1100平方公里，当中只有约25%已发展，其余75%土地仍保留较自然的面貌。有研究显示，地产商的土地储备很丰富，单计农地相当于现时香港住宅用地近八分之一。全球经济环境不明朗，地产商急于去库存。究其根本，香港既有模式是推行高地价政策，令置业的民众获得财富增长，地产商透过卖房子获利，特区政府透过卖地获得财政收入，支持香港推行低税制与自由港政策，吸引更多商人前往香港，进行高价值的经济活动，促进这个正循环。如今楼价低迷，但依然高得只有少数人的收入足以置业，地产商缺乏动机增加房屋供应量，特区政府卖地收入也持续低迷。故此，香港需要就此改革，提升房屋供应，释放被压抑的置业需求，带动经济。

　　香港特区政府可透过协助地产商去库存，以及土地拍卖让利，增加居屋供应，刺激经济发展。有鉴于香港尚有较为丰富的土地资源，以及被高房价排斥在市场之外的置业需求，特区政府应以居屋兴建为主线，释放本地被压抑的置业需求。目前房地产商降价去库存，但由于借贷利率压力及经济疲软，私人楼宇销情不佳。特区政府可以面向房地产商直接以成本价收购楼盘，用作居屋出售。居屋未交补地价之前，不直接与私人房屋市场竞争，可以作为房地产低潮期的政策工具。

　　特区政府还可应精简规则，加快收回棕地，土地拍卖应给予更优惠的价格，并拆细每块土地面积、降低门槛，吸引更多中小型地产商进入市场，以更低成本兴建房屋。居屋定价参考港人每月入息中位数，令月入1.6万至5万元的中产群体，都可以通过压力测试置业。特区政府透过土地拍卖让利，鼓励更多地产商兴建居屋及参与社区建设涉及的基建，作为当前房地产低潮期的缓冲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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