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以汽车和住房两大消费品类为例，中国还远没有发展到饱和水平。

　　以减少国内消费和投资为代价获取的贸易顺差，将面临着很高的机会成本。特别是贸易顺差所积累的海外资本的真实收益率不高，多数时候甚至低于国内资产的实际收益率。中国走出贸易失衡，要通过减少和消除各种市场失灵和市场摩擦，减少不当的政策干预，减少贸易失衡中的不合理成分。

　　主流的宏观经济模型认为，在没有市场摩擦的完美宏观环境中，贸易余额是一个国家私人部门储蓄和投资动态优化行为的结果。但现实世界中的市场不完美，各种市场摩擦和失灵普遍存在，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也普遍存在，考虑到这些因素以后，贸易顺差余额变化就未必是跨期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果。

　　中国贸易顺差所积累的外汇收入主要用于两个部分，一是用于支付经常项目下服务贸易逆差（主要是海外旅游创造的逆差）和投资收益逆差，另一部分是用于积累海外资产。然而，通过贸易顺差所积累的海外资产，难以获得较高的实际投资收益率。以投资于最具代表性的美国国债为例，近十年来美国国债的实际回报率多数时间低于国内实际投资收益率，个别时间段为负收益。特别是2020年以来，不仅是美国资产，中国持有的欧元和日圆等货币计价资产实际收益率也因为通胀普遍上涨而大幅下降。

　　改变政绩考核方式

　　如果一个国家的投资边际回报率已经很低，把资源借给国外并从中获得高于本国的投资收益，不失为优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如果由于某些市场失灵、政策干预或者其他因素抑制了国内的消费和投资，本国资源不得已用于积累海外资产而不是国内，则不符合优化的资源配置格局。

　　无论是国内投资还是消费，中国还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大量资源投入经济，这些投入不仅有利于改善当期福利，也是对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必要保障。投资方面，中国在铁路、公路、机场、电力和燃气、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方面有大量投资和长足进步，但是在文化、体育、医疗卫生、地下网管等公共领域的投资还有很大差距。

　　消费方面，以汽车和住房两大消费品类为例，中国还远没有发展到饱和水平。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但是人均汽车保有量只有220辆／千人，远低于发达国家普遍高于600辆／千人的水平。从人均居住面积来看，中国人均居住面积大约40平方米，这个值大概处于合理区间，但还需要考虑到中国城市和农村仍普遍存在大量质量差且缺少必要维护的建筑，且住房布局存在突出的“错配”。大量人口集中在缺少房子的大城市，而大量中小城市和乡镇的住房空置，其中的住房消费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此外，贸易顺差扩大势必会带来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增加。一国贸易顺差的扩大对应着贸易伙伴国贸易逆差的扩大，贸易伙伴就会感觉到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以及企业破产和失业压力，对贸易的政治关切上升，贸易摩擦随之而来。近期，美国和欧盟均表达了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担忧，并把“产能过剩”议题与中国的强劲出口表现及其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紧密关联起来。在此背景下，美国和欧盟相继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提高关税。

　　贸易顺差背后有合理成分，也有不合理成分。走出贸易失衡，要通过减少和消除各种市场失灵和市场摩擦，减少不当的政策干预，以此实现更优化的国内资源配置，贸易失衡中的不合理成分也会因此下降。有些不合理的贸易失衡主要来自于国内政策，有些来自于国外的政策，这里我们主要聚焦在国内政策的调整。

　　首先，改变地方政府激励，把投资和生产补贴转向公共福利支出。对贸易品部门（主要是工业企业）投资和生产的补贴政策会增加贸易品生产，扩大贸易顺差。中国与此相关的政策有很多，尤其突出的是地方政府的补贴政策。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工作中，普遍设立了税收、出口、工业增加值或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指标。为了实现目标，各地政府展开了形式多样的补贴和优惠政策（比如税收返还、股权投资、出口奖励、投资奖励、研发奖励、科技奖励等等），希望企业能留在本地，特别是工业企业的投资、出口留在本地。这种竞争让地方政府陷入了博弈困境，也带来了资源配置扭曲和贸易顺差的增加。

　　推动公平市场竞争

　　中央政府近年来着力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反对地方政府通过补贴和优惠政策形成税收洼地，妨碍市场公平竞争。2024年1月的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出要“深入揭示一些地方招商引资中违规出台小政策、形成税收洼地等问题，严肃查处违规返税乱象”。6月份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其中的第二章第十条提及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者补贴；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要素获取、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险费等方面的优惠。

　　如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目标不变，地方政府还是会变着法子绕开规定，以更加隐蔽的方式给企业好处，吸引企业扩大投资、生产和出口。真正打破地方政府的博弈困境，打破对工业企业和出口的过度补贴，一方面是严格执行《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特别是防止各种变相补贴；另一方面需要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目标，其中包括：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工作不重点考核工业增加值、出口、进口等指标；加大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低收入群体和外来打工群体居住生活条件的相关投入和考核；加强对营商环境的考核，特别是清理政府拖欠企业的账款、帮助企业突破负面清单以外的各种隐性市场准入壁垒等。

　　把地方政府宝贵的财力资源从补贴工业企业，转移到提升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转移到支持中低收入外来人口在工作的城市安居，转移到提升低收入人口的生活水平上来。这不仅优化了资源配置，同时也减少了贸易顺差中的不合理成分。

　　其次，打破服务业进入壁垒，推动公平市场竞争。不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或者是偏低的社会福利保障，偏低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投入，都会减少国内支出水平，扩大贸易顺差。与发达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的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服务行业的就业占比偏低，相关的服务品质提升滞后。

　　上述行业发展滞后的原因，有些是因为政府相关投入不足，有些是私人部门难以进入或者是进入后面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难以生存。《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二章第八条对于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现实操作中，中国有大量的行业和部门政策对非公有部门的市场准入设置了大量隐性门槛，真正减低市场准入门槛、实现公平竞争要结合具体行业部门推动改革试点。

　　再次，推动金融服务业改革，更好服务企业融资和居民养老保险金融是实现从储蓄到投资转化的关键。金融发展滞后和金融摩擦的存在，会从多个渠道遏制本国支出、降低资本回报率，扩大贸易顺差。对中国当前的金融业而言，传统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服务业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和成熟的服务能力，但是对于服务高风险、长周期的投资活动还很不充分，对于服务小微企业融资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对于服务居民部门的养老保险还有很大缺口。通过提升这些金融服务，不仅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同时也能减少贸易顺差中的不合理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