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通过实现绿色、创新和开放的增长解决社会贫富差距问题，从深层次解决全球面临的“少子化、老龄化”问题。

　　目前全球人口增长出现结构性特征，不少国家深陷“少子化、老龄化”的困境。过去60年，东亚地区生育率从6.53一路下降到1.17，近几年更呈现加速下滑趋势。研究显示，人口老龄化加深将导致政府投资效率不足，并可能降低潜在增长率。可见，保持合理的人口自然增长，将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空间。

　　联合国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将增加逾一倍。在经济学层面，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性，鉴于自然资源有限，以及人类社会活动和经济生产所带来的环境破坏，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也面临枯竭问题。但是，人口问题并不可惧，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绿色可持续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目前，这一路径日渐清晰：推进资源能源的可利用、可开发，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反过来绿色增长对于改善人居环境、提升人口增长也有积极意义。

一、理解人口问题背后的经济逻辑

　　有关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 trap）理论一度盛行。依据这一理论，人口增长是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存资源仅是按算术级数增长，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现实的境况是，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存在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人口增长意味着将消耗大量资源；另一方面，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赖的正是人口，人口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资源，也是需求端的消费者。“马尔萨斯陷阱”是否还能适用？马尔萨斯提出人口论是在18世纪末期，即对应第一次工业革命高潮，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人口的爆发性增长、土地和资源的开发如火如荼。1960至2022年全球人口从30.31亿增至79.51亿。联合国预计，2050年全球人口升至97亿。研究指出，目前全球人口大爆发期正临近尾声，将从高增长转为低增长阶段。

　　按照马尔萨斯的观点，生活资源按算术级数增加，而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因此生活资源的增加赶不上人口增长。但是，这一论断引发诸多争论。“二战”后全球出现“婴儿潮”，人口增长达到新的高峰，新的生产方式、技术创新等创造了更有想像力的人类图景。从经济增长的趋势来看，1961至1980年全球GDP的年均增速在4.5%，1981至2022年降至3%左右。总结来看，“二战”后全球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带来了积极效应：一是全球市场持续扩大，叠加国际贸易兴起和技术进步，这些人口增长一部分转化为充足的劳动力，助推新兴经济体发挥优势而实现早期工业化，同时一部分转化为消费内需增长，能够为扩大工业生产和促进科技革命创造巨大的市场机遇。

　　促进技术创新 支撑内需市场

二、重新认识人口增长的经济意义

　　近几十年来，全球人口增长率明显放缓。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平均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2021年已降至2.3，预计到2100年将续降至1.8。同时还伴随日益突出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在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一是老龄化。研究统计，到本世纪中叶，65岁及以上的人口预计将增加一倍至16亿人。二是少子化。目前全球人口替代率已滑落至2.3，且持续下降。全球GDP总量最大的15个国家，生育率都低于标准的人口替代率2.1。一般认为，适度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有益，包括刺激需求、促进技术革新。合理的人口增长是提高要素生产和技术创新的基础，同时人口的体量规模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

　　总结经济增长较快的新兴经济体经验，人口增长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印度、越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81至2022年印度人口从7.13亿倍增至14.17亿人，同期印度GDP平均增速为5.9%。目前越南人口达到9800万人，比1990年增长46.7%，同期越南的GDP规模增长62倍。可见，充足的人口数量规模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在于经济增长（劳动力资源、人力资本、知识创新），另一方面在于国家发展和竞争力（GDP规模、人口规模）。于新兴经济体而言，需要提早布局人口战略，既要统筹应对类似发达经济体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及出生率下降等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同时也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改善生态和环境问题。

　　人口问题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有不同的表现。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变革，发达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严峻，同时伴随着出生率下降，劳动力短缺现象较为普遍。欧元区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从1990年的14.13%增到2022年的21.75%。

　　经济增长方面，1961至1990年欧元区GDP的年均增速为3.92%，1990至2022年则降至1.56%。深陷人口老龄化加上经济放缓，欧元区主要国家的财政负担不断加重。从消费角度看，欧元区的家庭消费支出的贡献度也下降，1998年欧元区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58.68%，2021年降至50.92%。同期美国、英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68.84%、61.86%。从以上数据初步可见，人口问题已经严重制约欧元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推动实现人口增长与高质量发展

　　过去数百年的经济和财富增长的代价是环境的破坏、资源的耗竭，全球气候风险上升即是明证。《巴黎协定》的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人口增长相应地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能，但前提是人口增长能否转化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可再生能源开发、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生活等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有深远意义，并减少环境破坏和化石燃料依赖。因此，通过转变增长方式来实现人与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循环具有可行性，不但要重视人口增长背后的经济问题，稳定经济增速，而且要推动经济改革，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以及贫困等结构性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均衡发展。

　　老龄化削弱消费与投资

　　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时代，人口要素所涵盖的不仅是高素质劳动力资源，更是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源泉。目前中国共有各类工程技术人才2100万人，而且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9.6%（2022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的人口为2.18亿人，占总人数15.5%。如此大规模的高素质人才和工程师队伍将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巨大的智力支持，并有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另一方面，中国目前同样面临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普遍存在的“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截至2022年末，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4.9%，抚养比为21.8%，呈持续上升趋势。2023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连续两年负增长。从日本的经验来看，人口老龄化不但削弱消费增长潜力，导致国内投资水平下降，而且引发政府财政支出高企，制约经济增长。当下，中国需要高度重视“少子化、老龄化”问题，统筹人口战略与经济转型。

　　欧洲和日本的经验表明，人口负增长和低增长引发持续的经济放缓、内需不足等问题，进而制约经济增长潜力等释放，转过来加剧人口“少子化、老龄化”问题。

　　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的增长路径，所对应的正是经济社会、人口和环境、资源的高质量发展，涵盖可持续的人口增长、可再生的能源利用和财富分配的平等化，以彻底改变粗放式、掠夺式和不平等增长的旧模式。转而通过实现绿色、创新和开放的增长解决社会贫富差距问题，从深层次解决全球普遍面临的“少子化、老龄化”问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创造宽松、和谐和绿色的人口增长环境。　　 （本文谨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