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国GDP近年表现

　　赵健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房地产行业转型调整后，民间投资、市场价格的下跌，反推债务风险的抬升。当一个经济体面临资产负债表风险时，居民部门急于还债、资本忙于避险，不可能存有耐心。依据凯恩斯经济政策，私人部门需求不足时，政府应主动出击，实施逆周期政策，通过主动扩张财政与货币，增加公共投资，拉动总需求的修复。

　　货币政策方面，赵健指出，中央银行须果断施策，“该大幅降息就大幅降息，尽可能压低实际利率，降低实际偿债负担和融资成本。”在资产值崩溃时刻，央行须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充当最后的买家与边际定价者，成为资本市场“守门员”，构筑私人投资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赵健看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应突破常规，实施扩张性财政，中央政府须大规模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扭转当前央地债务与信用的错配、债务期限与风险的错配，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抑制地方征税与罚款冲动，为民间投资提供更安稳的营商环境。

　　发行超长国债 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此外，未来还应提高中长期、超长期国债占比，增加国家战略性投资，主动拉长投资周期，增加耐心资本。

　　“决策层需通过加大公共支出，直接为私人部门创造收入。”赵健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较重，将财政资金转移至居民收入端，更易将财政资金转化为实际购买力，进而提振消费需求，市场流动性亦会大幅增加，并迅速改善市场预期，这是提振民间投资信心和消费需求最直接的方式，美国联邦财政部疫情期间发放“纾困基金”的效果，一定程度可验证上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