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香港山容海色兼备。

　　我爱读书，好行山，还很在意一段“移植海隅”的历史。书、景、史，三美兼具，唯在香港。

　　家中长辈曾在香港工作，本世纪初的十一年，我每年都会访港探亲。家住湾仔，楼下轩尼诗道巴士呜呜，电车叮叮。北有会展中心、维港碧波，南接绵延山道，西望金钟、中环，穿鹅颈街市东行五分钟即至铜锣湾。

　　在轩尼诗道搭叮叮车，七八分钟就抵达香港中央图书馆。书架成排，书籍如林，为保护图书，平装本亦改装为硬精装，拿在手中，平添敬意。虽面向大众，冷门书也不少。《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二○○二年于纽约出版，香港中央图书馆翌年已上架。好奇“歪果仁”怎样写中国文学史，我把这部墨绿封面、一千三百馀页的“大砖头”辛苦抱回家细读。曾想借一册日文书，电脑显示在架上，却遍寻不到，去前台咨询。广东话“识听唔识讲”？无妨，馆员英语流利，记下我的电话号码，次日来电说书已找到，即时可来领取。还书，只要走到轩尼诗道旁的骆克道图书馆，放到还书箱里就好。

　　手痒想买书，会展中心旁有家书店，专售英文新书。希拉里．克林顿的《Living History》二○○三年六月出版，当年六月下旬去香港，这家书店的显要位置已摆满此书，书店玻璃墙外都看得到作者在封面支颐微笑。搭叮叮车至上环，几家素朴的书店常有内地早年出版书籍。二○○九年冬经湾仔修顿球场，遇临时书展，折扣极狠，立即买买买：蔡志忠《漫画中国思想》、阿辻哲次《图说汉字的历史》、林达《近距离看美国》系列……

　　罗素在《Knowledge and Wisdom》中指出，人类一如其他动物，看世界倾向于以“此地此刻”（the here and the now）为唯一中心；而智慧的精髓，在于从此地、此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读书，帮我离开“此刻”，上溯过往，远瞻未来。行山，带我跳出“此地”，在四方上下的六合空间坐标系中寻找芥子一粒的自己。香港正是行山宝地。

　　水似眼波横，山如眉峰聚。长河寔美，沧海尤佳。依山傍海的城市如大连、青岛、西雅图，美不胜收。而香港之妙，在于山水与闹市的无缝衔接。湾仔东、北、西三面，人喧车闹，而只要往南行，数分钟后已置身山中。沿湾仔峡道，一面是山坡、花树，一面是渐行渐低的楼群和隐隐市声，一直行到香港仔郊野公园，或岔进宝云径而抵中西区，或转入港岛径而西上山顶。山道众多，行人寥寥，虫声鸟鸣，更助冥思。登山望海，壮观天地之间，体以行和，鬱以劳宣。远足之妙，香港惠我实多。

　　许多城市都有发达的公共图书馆系统。少数地区得天独厚，山容海色兼备。而那段我在乎的历史，别处所无，唯在香港。

　　轩尼诗道国华大厦，《大公报》旧址。我因好奇，曾请人带我进楼。没有保安，仅一“传达”，编辑部向公众敞开。七八个年轻记者、编辑正聚在一起读着什么，突然爆发笑声。每人一小电脑桌，桌两旁立隔板。同行之人指向一张普通书桌：那是叶总的。叶中敏女史时任《大公报》副总编，以“关昭”笔名写时评专栏“井水集”，金刚怒目，菩萨低眉，我曾拜读。听报馆老人讲，她是从报馆校对一步步做上来的，很爱学习，常与同事交流想法，“真动起笔来，那可是倚马千言。”

　　我常去的香港中央图书馆，馆名大字遒劲，是前《大公报》副总编陈杰文先生手笔。陈生供职《大公报》二十馀年，后去特区政府工作。我家长辈与他共事数年，感佩不已：“他博学、耿直、坦率，待人平等，喜欢提问、讨论，中英文俱佳。”《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二○○二年出版，我家有一套。陈生不但名列编审委员，还设计了漂亮大气的丛书封面。

　　当时年近九旬的李侠文先生，人称“侠老”，家中长辈带我见过他三次。回忆起来，总想给当时的自己一掌：“就知道吃！”是侠老在湾仔附近山光道游泳后请便饭。他像个慈祥的祖父，问我不少在校读书之事及未来计划。基于“大人说话，小孩不要插嘴”的理念，我虽坐在侠老身边，却一心对付面前的牛排。我那时的见识，也不足以与他谈论旧事。如果能穿越回廿年前，好想请侠老讲讲胡政之先生。侠老曾送我家长辈一册《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大公报》百年报庆当月内部印行三百册，书名即由“李侠文敬题”。

　　一九四八年《大公报》港版复刊，是胡政之先生求存图变的一着先手棋。已是报社中坚的李侠文随胡先生来港主持复刊及编辑业务。我见过侠老所绘“令箭荷花图”，题字云此花为友人“移植海隅”后相贻。《大公报》亦然。一代又一代报人薪继火传。

　　我不过一介旅客，而香港无私，飨我以无偿且优质的公共资源，助我超越“此地此刻”的狭隘，更令我耳闻目睹几代人移植、躬耕于海隅的盛况。一如书名“Living History”，一事发生，即成历史，人时刻活在历史中。唯有博览、勤行、多闻，才能真正在时间和空间的大荒中寻到依托，找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