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作家马识途一百零六岁时出版《夜谭续记》。

　　到了古来稀年龄，发现流传在老人群中的一个词具有“谈虎色变”效应，那就是“阿兹海默症”。听说和见到的这种病例也真不少。我就有一个年轻时的好友，几年前回国去探望，他竟已全然失忆，不认识我了，两眼呆呆地看着我，令我一阵心酸，潸然泪下。

　　据说，遗传基因是阿兹海默症的主要原因，我这个朋友的父亲晚年得的便是这个病。另外，据说悲观心态，忧郁症，或许也是容易使人失智失忆的原因。

　　就这个问题，我寻思良久：因为老了，容易安于閒逸舒适，便懒于思索，不爱动脑子，久而久之，会不会也是一种病因呢？从另一角度来看，那些勤用脑、爱思考、善写作的人，便很少老而痴呆，有些作家在耄耋之年依然头脑灵活，文思如湧，不断有新作问世──这不似乎能说明多用脑、勤思考可以预防阿兹海默症吗？

　　例子很多。老作家马识途今年刚去世，享年一百一十岁。他的长寿十组“三字诀”，其中一组就是“勤用脑，多思考”；他的长寿“五得”，除了吃得、睡得、走得和受得外，就是“写得”，他确实是活到老写到老，于是能留下洋洋十八卷文集。

　　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活到一百一十一岁，留下十五卷文集。他和马识途一样，没有“退休”之说，而是退而不休，不知老之将至，勤勉如常，笔耕不辍。当然，人越老，病变越多，精力越差，但他们仍然在写。马识途可用四个字概括自己的一生：“我还在写”，眼睛不好了，就“摸着写”，便有了力作《夜谭十记》。周有光连“摸着写”也难了，便请儿子帮忙，留下《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

　　红学家周汝昌活到九十四岁，他的生活规律：早晨写感想，午睡后写文章，晚饭后继续写，常写至深夜，不分寒暑，没有节假日，他因此有《红楼梦》研究著作十馀部，《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唐宋诗词研究著作十馀部。他曾说：“我耳聋眼瞎了，但我没成为老废物，我的著作的每个字都是我先写在纸上，有核桃那么大，然后由女儿输入电脑。”

　　还有台湾作家余光中，近九十载人生中从未停止创作，他有“三只手”：一手写诗，一手写散文，另一手翻译，八十七岁时发表其第二十本诗集《太阳点名》。

　　活到老，写到老，其实是中国作家传统的文化精神。我们又会马上想起两个百岁老作家：冰心和巴金。

　　冰心是二十世纪同龄人，一九八○年八十岁，这位《寄小读者》的作者又给小读者写信说：“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她的笔也就没有停下来，当年写的短篇小说《空巢》即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来她的创作便出现第二次高潮，晚年的散文、随笔多为切中时弊、关注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社会题材。

　　巴金摆脱他所说的“魔法时代”时已七十多岁，为找补丧失的年华，赶紧制定了庞大的写作和翻译计划，一直工作到九十五岁。有的计划没能全部完成，但毕竟写出五卷《随想录》，一部反思历史、说真话的大书，先在香港《大公报》刊出，后陆续结集出版，对当代社会思想具有重大影响。当时他已患严重的帕金森病，写字已很困难，请听他自己所说：“我写字十分吃力，连一支圆珠笔也几乎移动不了，但思想不肯停，一直等着笔动。我坐在书桌前乾着急，慢慢将笔往前后移，有时纸上不出现字迹，便用力重写，这样终于写出一张一张的稿子。”

　　巴金在八十七岁时就已“感到精疲力尽”，可当时他又想起了他所崇敬的那位俄罗斯大文学家，撰文表示要“向老托尔斯泰学习”，学他讲真话，“言行一致”，八十高龄离家出走，中途病死在火车站上。另外，他还要学托尔斯泰活到老写到老写到死──他壮年写出《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晚年写出《哈泽．穆拉特》，去世那年写了一部喜剧，三部短篇小说。

　　在《随想录》另一篇文章中，巴金写道：“托尔斯泰虽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他却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我觉得好像他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从阿兹海默症说到帕金森病，从马识途说到巴金和托尔斯泰，看来有点蹊跷，可笔者确实意识到，不论是谁，只要怀着不知老之将至的心态，怀着对自己心仪的事业的热爱心情，即使到老了难免生老病痛，我们也能望见前面路上的明灯，就会脚踏实地走路，勤勤恳恳做事，也就会感到生活得十分充实，领悟到我们人生的真正价值。